他发明一个字，被全国女性痛骂多年，如今这个字我们天天都在用

热门资讯 2025年07月26日 09:15 1 admin

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做了一件挺“出格”的事，他没看文凭，没看资历，破格聘请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刘半农，到北大教预科国文。

刘半农这人，你要说他是谁，标签可就多了。诗人、语言学家、摄影家……但他骨子里，是个特别爱“折腾”的知识分子。江苏江阴人，家里穷，但书香门第，父亲是个老秀才。他脑子活，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觉得军队里乌烟瘴气，拍拍屁股走人，跑到上海搞戏剧、写文章。

到了北大，他跟陈独秀、胡适这帮人混在一起，正是新文化运动闹得最凶的时候。他们觉得，中国要变，得先从文字上开刀，得让老百姓看得懂、用得上。于是，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就这么搞起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半农碰到了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麻烦。

当时，他正在翻译英国的戏剧和小说。西方语言里，指代男性的“he”和指代女性的“she”分得清清楚楚。可汉语里呢？只有一个“他”字，男女通吃。这在日常聊天里问题不大，可一旦落到书面上，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男一女在对话，译文里通篇都是“他”，读者看得云里雾里，压根分不清谁是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翻译家们也是各显神通，有的直接用人名，有的用“那男的”“那女的”来区分，还有的干脆用英文的“he”和“she”夹在汉字里。

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不仅是阅读体验的问题，刘半农觉得，这里面还藏着一种不尊重。凭什么女性连一个专属的代词都没有？

他把这个困惑跟好友周作人念叨。两人一合计，觉得这事儿得解决。其实，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真正下决心要为此创造一个新字的，刘半农是头一个。

怎么造这个字呢？刘半农的思路很直接。既然“he”对应“他”，“she”自然也该有个对应的字。他想到了一个法子：把“他”字的“人”字旁，换成“女”字旁。

一个全新的汉字——“她”，就这样在他的脑海里诞生了。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作人，周作人觉得“妙极”。但很快，新的问题来了。当时的活字印刷术，字库里根本没有“她”这个字模。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暂时写成“他女”两个字来代替。

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翻译小说，第一次尝试用了“她”字。这算是“她”字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然而，这个新生儿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一场围绕着“她”和“伊”的论战，迅速在知识分子圈里炸开了锅。

当时，另一位文化大佬钱玄同站了出来。他觉得，没必要再造新字，古代汉语里不是有个“伊”字吗？《诗经》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个“伊”就可以用来指代女性，既文雅又有历史渊源。

胡适也掺和了一脚，但他觉得“伊”字有点文绉绉的，不够白话，他主张用“那女的”。

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新青年》的编辑部里，几乎天天都在为这事儿吵架。周作人一开始还支持“她”，后来又觉得“伊”也不错，态度摇摆不定。

但刘半农很倔。他坚持认为，“伊”是古文里的用法，在当时的北方方言里根本没人这么说，强行推广，老百姓不接受。 语言是要服务于当下的，不是为了掉书袋。他要造的，是一个属于白话文、属于现代中国的新字。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她”和“伊”之争，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内部两种不同思路的碰撞：一种是彻底的革新，另一种则是“整理国故”，从传统中寻找资源。

就在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920年，刘半农远赴欧洲留学。身在异国，他更加感受到了一个独立女性代词的重要性。

可他没想到，国内对“她”字的批评，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变成了一场针对他本人的“围剿”。而这次的主力军，竟然是当时思想最前卫的一批知识女性。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认为，汉字里凡是带“女”字旁的，多半没什么好词。比如“奸”、“妖”、“妒”、“娼”、“奴”。她们觉得，刘半农你安的什么心？凭什么给女性造一个带“女”字旁的字？这是把女性往坏处联想，是对女性的变相侮辱！

当时，一本名为《妇女共鸣》的杂志上，就刊登了措辞非常激烈的文章，痛骂刘半农“侮辱女性”。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可非同小可。一时间，刘半农成了众矢之的，被全国的女性口诛笔伐。

除了女性的反对，还有一股力量来自那些守旧的“前清遗老”。他们认为，汉字是祖宗传下来的神圣之物，岂能是你一个留洋博士说改就改的？这简直是数典忘祖，狂妄至极！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误解，远在伦敦的刘半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是出于对语言的尊重和对翻译的负责，怎么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在苦闷和思念中，他写下了一首日后流传极广的现代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原本是他抒发对故土和亲友思念的作品。但因为这个标题，因为诗里反复出现的“她”字，它成了“她”字最经典、最有力的一次公开展示。这首诗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用文学的魅力，让“她”字的美和意境，悄悄地渗透进了人们的心里。

一首诗的力量，有时候胜过千万句辩解。

随着《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传唱，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她”字。鲁迅就是其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不仅在小说、杂文里频繁使用“她”，还专门写文章力挺刘半农，称赞他为中国语言文字做了“大仗”。

鲁迅认为，语言的进化是必然的，区分男女第三人称，是语言精密化的表现，跟什么侮辱女性、数典忘祖，根本扯不上关系。

有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一大批文学大家的身体力行，“她”字的地位逐渐稳固下来。大众也慢慢发现，用“她”来指代女性，确实方便、清晰了很多。那些曾经的争论，在语言使用的强大惯性面前，显得越来越无力。

到了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正式将“她”字收录其中，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

至此，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汉字风波，才算尘埃落定。

说到底，刘半农是个学者，不是个女权斗士。 他发明“她”字，最初的动机非常纯粹，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实际的语言学问题。他可能压根就没想到，这个字会被赋予如此多复杂的社会含义。

在现实生活中，刘半农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的人。他的妻子朱慧因为一次流产而终身不育，在那个纳妾被视为平常的年代，所有人都劝他再娶一房，以续香火。但刘半农坚决不同意，他亲自把妻子接到北京，悉心照料，还帮她放开了裹了多年的小脚。

一个在生活中用行动去尊重妻子、反抗旧俗的人，又怎么会处心积虑地用一个字去“侮辱”整个女性群体呢？那些骂他的人，恐怕是真的误会他了。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

“她”字，早已成为我们语言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组成部分，自然到我们几乎忘了它曾经的惊涛骇浪。

我们每天都在说“她”，写“她”，用“她”来指代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和朋友。那个曾经被痛骂多年的汉字，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安静地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一个文人的倔强，一场激烈的论战，最终沉淀为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 而刘半农这个名字，也和“她”字一起，被永远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丰碑上。

参考文献：

黄乔生.《“她”字的文化史》.《读书》， 2004（8）.
王海娣.《“她”字的诞生与论争》.《文史杂志》， 2009（2）.
刘半农.《“她”字问题》.《语丝》， 1924，（5）.
岳永健.《刘半农与“她”字的诞生》.《档案春秋》， 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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