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飞机安装健康强劲的“中国心”

热门资讯 2025年09月07日 05:23 1 admin

刘大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供图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1】

“来我们机关干活儿吧，你的工位在四楼，往窗外一瞅，北海公园的景色尽收眼底。”1962年3月的一天，国防科委的一位领导找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研究生刘大响。

“我服从组织安排，但最希望的还是到科研一线去搞点儿技术工作。”刘大响说。

约10天后，他收到了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现中国航空研究院）的报到通知。六院当时驻地在天津军粮城，到天津后，一位干部处工作人员告诉他：“六院刚成立，正需要科技管理人才，你就留在院部机关吧，院部快要搬到北京了，生活工作都很便利。”

执拗的刘大响再次表达了想去基层一线“啃啃技术难题”的愿望。经过几番“申请”，最后他来到了六院位于沈阳的第二研究所（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几年后，中央决策在三线地区建设高空模拟试车台，刘大响与所里300多位同事一道，开赴川西北山区，在小山坳里开始了创业。

高空模拟试车台是在地面模拟航空发动机空中飞行时的高度、速度和进气畸变条件的试车台，是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必不可少的大型试验设施。刘大响说：“当时的联合国‘五常’中，只有我们没有高空台，发动机必须送到国外去试验，如此一来，性能数据就被他们全拿走了。”

得知中国人正在自主建设高空台，几位外国专家轻蔑地说：“你们中国没有能力搞高空台，再过20年，我们送你们一座，供教学用。”闻言，刘大响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争口气，哪怕再困难，也要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台”！

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台”，从33岁到63岁，刘大响如“拓荒牛”一般，负重笃行。

当年，虽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大家却能乐观地面对。刘大响和同事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做饭只能在走廊，一下大雨，屋顶就开始漏水，用手摇计算机、三角板、丁字尺绘制出高空台的雏形；穿山打洞、架桥垒台，将成吨重的设备器材扛到山岭上……正当大家准备大干一场时，因为国民经济调整，高空台二期工程被列为“缓建项目”，经费锐减，安装队伍撤走，工程陷于停顿。128名技术骨干走了一半，“高空台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的说法不胫而走，留下的人也陷入迷茫。

“不搞出高空台，我决不离开山沟，死在松花岭，埋在观雾山！”时任高空台发动机试验研究室主任的刘大响立下誓言。

他既当干部，又当工人，一边与5位借调的老工人技师组成高空台“安装收尾突击队”，扑下身子在安装现场摸爬滚打；一边起草建议书、申请经费，呼吁这一“国之重器”的复建。“停缓建”的三年成了科研高峰期，高空台直接排大气调试成功，重点型号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完成，高空台二期工程也提前恢复。1995年，高空台通过国家验收，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大型连续气源高空台的国家，也为我国独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测绘仿制曾一度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的主导思路，要走向自主创新，实施航空发动机高性能推进系统工程预先研究（简称“高推预研”）是必由之路。

1986年，刘大响担任中国航发涡轮院总工程师，他大胆提出在高推预研成果的基础上，以恢复“三大高压性能部件研制”为突破口，实施发展先进航空发动机“三步走”。

1990年9月，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七级高压压气机首次上台运转，其成败攸关业界信心。然而，试验刚推进至第二个状态点就突发意外，最高振动值瞬间增大，远超安全规定值，转子零件随时会“飞”出来，可能打坏设备，产生重大事故，首次试验被迫中止。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转子下台分解4次，刘大响和攻关小组仍未完全排除振动过大的故障，但他依据经验判断，振动值大极有可能是“临界转速”导致的，即转速必须快速通过临界值，一旦停留就可能出现重大事故。为了验证猜想，刘大响又找同事对所有振动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只要接近某个转速，振动值就增大，偏离这个转速，振动值就减小。“转子的动平衡是合格的，试一下，出了问题我是第一责任人。”他当机立断向院领导请示“冲”一下看看，终于成功跨过“临界转速”，安全完成试验。

“那是我为航空发动机事业冒巨大风险决策的一天，一辈子都忘不了。”刘大响后来回忆。

1994年，中推核心机高空台试验取得成功，在我国第三代发动机自主研制的道路上跨出了关键性第一步，并为高性能核心机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从测绘仿制迈向自主创新”的转折点。

何止这些。早在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进入公众视野前，刘大响就关注到这些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重启大飞机论证，刘大响力主双线并行：既引进国外技术，更要加速国产发动机研制。“一定要造中国自己的大飞机，搞大飞机不能只搞一个飞机‘壳子’，一定要有健康强劲的‘中国心’。”汶川地震后，他与其他专家一起向中央建言：“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存在短板，建议制定逐步开放低空空域工作计划。”

这位航空发动机领域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受聘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已20余年，他指导的博士和博士后，很多成长为各院所主要技术负责人，其中多位是我国重点军/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总设计师。他一直关注低空经济的发展。今年8月，刘大响出现在一场新质生产力研讨会的现场，他说：“我88岁了，但为了低空经济真正‘飞起’，我仍将奔走呼吁——如同当年攻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卡脖子问题一样，咬定青山不放松！”

（本报记者刘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