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罗刚 | 迈向可持续未来：全球海洋观测的协作之路

百科大全 2025年08月31日 11:04 2 admin

全球海洋观测作为理解地球气候系统、保障海洋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其技术革新与治理体系完善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精准捕捉海洋物理、化学及生物特性的动态变化，对于气候预测、灾害预警、资源管理及生态保护富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年来，以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为核心，浮标、海洋滑翔机、高频雷达、动物传感器等技术逐渐构建起立体化观测网络，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观测网络更形成了重要支撑。这些技术突破了传统观测的局限，慢慢实现从近海到远洋、从表层到深海的多域覆盖。然而，技术应用的演变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如国家管辖海域内法律程序与实际操作的不协调、争议海域观测许可难题、新技术应用缺乏配套许可机制等，凸显了全球协作与规则适配的迫切性。

在此背景下，当前全球海洋观测技术呈现哪些新态势？未来国际社会应如何协同推进观测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导报》新媒体特邀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罗刚分享他的见解。

罗刚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海洋与极地治理、海洋科技治理的法律与政策。

为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进海洋观测？这项工作在国际层面又是如何组织和协调的？

全球海洋观测对了解地球气候、预测天气、管理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和发展蓝色经济非常重要。持续监测海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有助于了解海洋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评估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此外，海洋观测数据在防灾减灾、海上搜救、海上作业、渔业管理、海洋污染监测等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观测网络，也是个全球协作平台。GOO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牵头，负责协调持续的海洋观测，为气候政策、灾害预警、天气预报、海洋资源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持。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海洋观测网络，这些区域性网络与GOOS是如何协作的？

目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欧洲、东北亚等地区均已建立了海洋观测网络，成为GOOS区域联盟（GRAs）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美国综合海洋观测系统（U.S. IOOS）是一个融合人才与技术的综合网络架构，旨在协调并整合美国沿海水域、五大湖及海洋的丰富数据资源。
澳大利亚综合海洋观测系统（IMOS）在《国家协作研究基础设施战略》（NCRIS）的支持下，自2006年起由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领衔的海洋研究机构联盟负责运营。
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EuroGOOS）是一个致力于海洋学实践操作的泛欧洲跨机构联盟，同时也是GOOS在欧洲的组成部分，并深度参与了欧洲海洋观测系统（EOOS）框架的建设。
东北亚区域全球海洋观测系统（NEAR-GOOS）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共同实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IOC-WESTPAC）运营管理。

如果一国想在另一国的管辖海域（如专属经济区）开展海洋观测，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吗？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全球范围内海洋观测活动确立了基础法律框架。其中，《公约》第十三部分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制度，与海洋观测活动直接相关。根据《公约》，他国若要在沿海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应取得沿海国的“同意”。《公约》还规定，“为和平目的和为了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以谋全人类利益”而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应予以“同意”。

随着全球海洋观测事业的持续推进，船舶、浮标、水下滑翔机、高频雷达、动物传感器等多样化的观测工具与平台，已融入海洋观测系统并投入实际应用。

然而，国际上一些海洋观测相关方表示，一些沿海国对海洋观测申请的审核要求与科研工作的实际操作不相兼容。例如：

有的沿海国对申请材料过于苛刻；
有的审核过程复杂、冗长，直至任务启动的前一天才知审核结果，若在最后一刻被通知审核“不同意”，前期准备工作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就会前功尽弃；
使用水下滑翔机开展全年连续自主观测，通常需要定期回收并重新部署，但每次部署又需要重新申请审核。

有些拟开展海洋观测的确切位置和具体时间，实践中难以提前确定，无法提前告知沿海国。例如，动物传感器（AniBOS）被搭载在海豹、海龟等动物上时，只能大致确定动物的常规活动区域，无法精确控制动物的采样时间和地点。

此外，争议海域问题也使海洋观测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

您认为这些挑战背后所揭示的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是什么？

这些治理挑战突显了沿海国在海洋数据安全方面的顾虑与全球海洋科研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沿海国在其管辖海域获取的海洋观测数据和信息有广泛应用价值，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天气预报、防灾减灾等提供决策支持，还可用于海洋资源管理（如渔业）甚至军事目的（如情报搜集等）。
另一方面，沿海国考虑他国在其管辖海域开展海洋观测活动时，不得不关注本国主权与安全、主权权利、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评估他国观测请求时，会权衡数据信息是否威胁本国主权安全、能否带来海洋资源利用的显著利益，权衡风险与收益后，再决定是否依《公约》予以“同意”。

GOOS对上述挑战有何回应？目前进展如何？

2020年2月，GOOS举办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区域海洋观测”专家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全球海洋观测网络中，特别是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观测面临的挑战。2023年6月，第32届IOC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特设会间工作组，讨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区域海洋观测（OONJ）相关事宜。2023年12月至2025年3月，工作组举行了13次在线磋商会议，并向2025年6月第33届IOC大会提交了报告。

从会议成果上看，相关进展并不显著，根源在于难以突破《公约》现有条款的限制。实际上，《公约》作为国际合作的产物，兼顾了沿海国、船旗国、内陆国等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各缔约国在和平利用和保护海洋方面的权利义务做出较为平衡性的规定。为适应可持续海洋观测操作便利化的新需求，对《公约》现有条款作扩张性解释或重新修订，关乎170个缔约国（方）的总体利益与意愿，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探索新的平衡点。在国际政治现实的背景下，这一过程充满挑战。

结合上述挑战，您能否概括一下科技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海洋科学、技术和装备的新突破，催生出全球海洋治理的新议题，驱动着国际海洋法律的新发展。例如，《公约》作为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产物，对水下滑翔机、动物传感器等新装备在海洋观测领域的应用回应不足。这不仅催生了新一轮国际法律规制的需求，也为全球海洋治理规则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

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实践，支撑着全球海洋治理的议题设置以及规则发展。只要人类的科技探索永不止步，全球海洋治理的议题及相关规则便会持续演进。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支撑作用，您有何建议？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可能比较重要。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科技治理，持续提升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计划、项目及会议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二是不断强化科学与政策的衔接，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政策成果，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推出基于科学的国际公共政策产品。
三是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海洋科技治理复合型专业人才，既要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有基本理解，又要对政策和法律问题有基本把握，不断提升治理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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