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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7 0
英伟达之道,读黄仁勋自传。
今天就把这份读书笔记摊开了聊——没有玄乎的“成功学”,只有黄仁勋和他的团队用30年光阴验证的“计算帝国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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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点:不是“做显卡”,是「让计算更高效」
1993年,29岁的黄仁勋和两个斯坦福同学在加州圣克拉拉的车库里创办英伟达时,他们的目标简单到近乎“笨拙”:做一块能让电脑图形处理更快的芯片。那时的电脑显卡还叫“显示适配器”,功能只是把像素点“搬”到屏幕上,而黄仁勋想做的,是让芯片能“帮着算”图形渲染——比如让3D游戏的山坡更立体,让CAD图纸的曲线更流畅。
这种“帮计算”的定位,后来成了英伟达的“基因密码”。书里有个细节:1999年英伟达推出GeForce 256芯片时,黄仁勋坚持把产品定义为“GPU”(图形处理器),而不是传统的“显卡”。他说:“显卡只是硬件,GPU是‘图形计算单元’——它能做的远不止显示画面。”
这个看似文字游戏的改名,藏着英伟达最底层的战略:不把自己定义为“硬件厂商”,而是“计算解决方案供应商”。就像书里写的:“我们卖的不是芯片,是让复杂计算变简单的能力。”
1. 第一桶金:用“游戏玩家”当“技术小白鼠”
英伟达早期没资格和索尼、微软谈合作,只能盯上“游戏玩家”这个最狂热也最包容的群体。黄仁勋说过:“游戏玩家是最棒的‘技术验证员’——他们愿意为新功能多花500块,也会在论坛里骂你1000条bug。”
1996年,英伟达推出首款GPU产品NV1,主打“3D图形加速”。但当时主流游戏还是2D为主,《最终幻想7》之类的3D游戏画质粗糙,玩家根本不在乎“加速”。结果NV1销量惨淡,公司差点倒闭。黄仁勋后来反思:“我们太急着证明技术,却没搞懂用户要什么。”
转机出现在1999年。英伟达推出GeForce 256,首次把“3D渲染管线”集成到芯片里,能让游戏帧率提升3倍。这次他们学聪明了:主动找到《雷神之锤3》《半条命》等热门游戏的开发商,免费提供开发工具包(SDK),教他们用GPU优化画面。游戏大卖的同时,GeForce 256成了“游戏显卡标配”,英伟达市占率飙升至80%。
关键洞察:技术再牛,也得找到“愿意付费的场景”。游戏玩家不是“冤大头”,他们是英伟达最早的“技术投资人”——用钱包投票,帮GPU验证了“计算加速”的价值。
2. 从“图形”到“计算”:一场豪赌的底层逻辑
2006年,英伟达推出CUDA(统一计算架构),这是比GPU更重要的发明。简单说,CUDA让GPU不仅能处理图形,还能运行通用计算程序——比如科学仿真、人工智能训练。但当时市场对“GPU算AI”毫无概念,连黄仁勋自己都不确定:“这玩意儿能卖出去吗?”
他赌的是两个趋势:
摩尔定律放缓:CPU的晶体管密度增长变慢,“用更多CPU核心并行计算”的成本越来越高;
数据爆炸:互联网、传感器产生的海量数据,需要更高效的“并行计算”来处理。
为了赌赢,英伟达做了三件“疯事”:
自掏腰包做生态:投入数亿美元开发CUDA工具链,甚至免费给高校实验室提供GPU;
说服开发者“用脚投票”:举办CUDA编程大赛,冠军奖金比当时程序员年薪还高;
容忍长期亏损:2008年金融危机时,英伟达净利润暴跌70%,但黄仁勋坚持不砍CUDA研发投入。
这场豪赌在2012年迎来爆发——Hinton团队用英伟达GPU训练出AlexNet,在ImageNet图像识别竞赛中准确率提升10%,彻底点燃了AI革命。从此,GPU从“游戏配件”变成了“AI发动机”,英伟达的市值也从2012年的100亿美元,暴涨到2024年的3万亿美元。
关键洞察: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往往诞生于“解决看似无关的问题”。英伟达没想过要做AI芯片,它只是坚持“让计算更高效”——当世界需要AI时,它手里的GPU刚好成了“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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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护城河:不是“技术垄断”,是「生态绑架」
2018年,AMD推出Radeon VII显卡,性能参数全面碾压同期英伟达RTX 2080。但市场反应却出人意料:玩家和开发者还是选择了英伟达——因为AMD的显卡玩不了《赛博朋克2077》,跑不了TensorFlow模型。
这就是英伟达最恐怖的“护城河”:它不是靠芯片性能单一维度碾压,而是用30年时间,构建了一套“硬件+软件+生态”的闭环系统。就像书里写的:“竞争对手可以复制我们的GPU,但复制不了开发者用CUDA写的1000万行代码,复制不了游戏厂商适配的10万款优化程序,更复制不了AI工程师用PyTorch/TensorFlow养成的‘肌肉记忆’。”
1. 软件生态:比芯片更“致命”的武器
英伟达的技术文档里有个核心原则:“硬件是1,软件是0后面的所有数字。” 为了让GPU更好用,英伟达做了三件事:
CUDA:让GPU“能编程”。传统GPU是“专用芯片”,只能按固定指令处理图形;CUDA让它变成“通用并行计算机”,程序员用C/C++就能调用GPU算力。这一步相当于给GPU装了“操作系统”,让它在AI、科学计算等领域有了用武之地。
框架适配:和开发者“绑定”。英伟达主动找到Google(TensorFlow)、Meta(PyTorch)等AI框架团队,免费提供GPU优化支持。比如PyTorch的核心开发者曾说:“没有英伟达的CUDA,PyTorch可能活不过3年。” 现在,全球90%的AI训练都在英伟达GPU上完成。
开发者社区:养一群“义务推广员”。英伟达每年举办GTC开发者大会,吸引超20万人参加;在全球设立50多个开发者技术中心,免费培训程序员;甚至在大学开设“CUDA编程”必修课。这些动作让开发者从“用户”变成了“布道者”——他们写的代码、发的教程,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用户选择英伟达。
2. 硬件协同:从“单打独斗”到“全家桶作战”
英伟达的野心远不止GPU。这些年它通过收购(如3Dfx、Mellanox)和投资(如ARM),构建了覆盖“计算+网络+存储”的全栈硬件体系:
GPU:负责并行计算;
DPU(数据处理单元):负责网络和存储的加速;
CPU(通过ARM授权):负责通用计算;
InfiniBand(高速网络):负责多芯片间的通信。
这种“全家桶”模式,让英伟达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计算解决方案”。比如超算中心用英伟达的DGX系统,不用再纠结“GPU和CPU怎么搭配”“网络延迟会不会卡”;自动驾驶公司用DRIVE平台,不用自己调试芯片和传感器的兼容性。
关键洞察:生态的最高境界是“用户离不开你”。英伟达不是卖芯片,而是卖“计算能力”——用户买的不是GPU,是“用GPU解决问题的效率”。
3. 客户锁定:从“卖产品”到「卖标准」
黄仁勋常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最好的芯片’,而是‘行业的标准’。” 英伟达通过三种方式“制定标准”:
技术标准:比如CUDA成为AI计算的“通用语言”,就像Android成为手机系统的标准;
应用标准:游戏领域的DLSS(深度学习超采样)成了“高画质低配置”的代名词,开发者为了适配DLSS不得不优化游戏;
行业联盟:联合微软、亚马逊、甲骨文等云服务商,把英伟达GPU嵌入他们的云平台;联合车企(如奔驰、特斯拉)开发自动驾驶芯片,定义“智能汽车计算架构”。
这种“标准制定者”的角色,让英伟达具备了“定价权”——就算AMD或Intel推出性能相近的芯片,客户也不愿为“非标准方案”买单,因为重新适配的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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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力:黄仁勋的“暴君式”管理,藏着硅谷最稀缺的「真诚」
黄仁勋的管理风格在硅谷出了名的“极端”:他会当众骂哭迟到半小时的高管,会在财报会上公开说“我们搞砸了”,甚至要求所有员工必须穿英伟达的黑色T恤(被员工戏称为“英伟达囚服”)。但奇怪的是,这些被他“骂”过的员工,反而成了英伟达最忠诚的“传教士”。
书里透露的真相是:黄仁勋的“暴君”面具下,藏着硅谷最稀缺的“真诚”——他对技术的狂热、对目标的偏执、对员工的坦诚,让所有人相信:“跟着老黄干,能改变世界。”
1. “技术偏执狂”:用“疯狂目标”倒逼创新
黄仁勋是出了名的“目标狂魔”。2012年,他给CUDA团队定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GPU在AI训练中的速度比CPU快100倍。” 团队成员私下说:“这不是疯了吗?当时的GPU比CPU慢多了。” 但黄仁勋回答:“如果目标不难,要我们干嘛?”
为了达成目标,团队拆解出“提升并行计算效率”“优化内存带宽”“降低指令延迟”等子问题,每天工作16小时,甚至睡在办公室。最终,CUDA 5.0发布时,GPU的AI训练速度比CPU快了120倍——目标超额完成。
这种“疯狂目标”的底层逻辑是:只有设定“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目标,团队才会突破现有能力的边界。就像黄仁勋说的:“如果你只要求员工做到100分,他们会做到90分;但如果你要求120分,他们会拼尽全力做到110分——而110分,可能就是行业的未来。”
2. “透明到残酷”的沟通:拒绝“职场表演”
英伟达的内部文化以“直接”著称。黄仁勋每周的“全员邮件”从不掩饰问题:“我们这个季度的GPU良品率又没达标,供应链团队要给我一个解释。” 高管会议 上,他经常当场打断汇报:“别念PPT了,直接说核心问题是什么?” 员工评价他:“老黄像一面镜子,照得你没法藏拙。”
这种“透明”看似残酷,却让英伟达避免了“大公司病”。当其他科技巨头陷入“部门甩锅、信息过滤”的泥潭时,英伟达的团队能快速对齐目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老黄不会骗我们,我们也骗不了他。”
3. “长期主义”的信仰:拒绝“赚快钱”的诱惑
英伟达历史上多次面临“赚快钱”的机会:2000年初,PC游戏市场爆发,有人建议黄仁勋转型做“游戏整机”;2015年,虚拟货币挖矿热潮兴起,GPU被矿商疯抢,利润是游戏卡的3倍;2020年,自动驾驶赛道火爆,很多车企想花大价钱买英伟达的“现成方案”。
但黄仁勋每次都拒绝了。他说:“赚快钱会让我们忘记‘为什么出发’。如果我们为了挖矿放弃AI,为了整车放弃芯片,英伟达就会变成一家‘什么火做什么’的杂货铺——而不是改变世界的计算公司。”
这种“长期主义”让英伟达在2018年虚拟货币崩盘时逃过一劫(当时矿商抛售GPU导致价格暴跌,但英伟达的游戏卡需求依然稳定),也让它在AI泡沫破裂时(2022年)保持韧性(因为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算力的需求是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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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创业者的启示:英伟达之道,不是“复制”,是「觉醒」
读完《英伟达之道》,我最深的感受是:英伟达的成功不是“踩中风口”的运气,而是“坚持做正确的事”的必然。它没有发明GPU,却定义了“计算加速”的方向;它没有创造AI,却用GPU点燃了AI革命;它没有垄断市场,却构建了难以复制的生态壁垒。
对创业者来说,英伟达之道的价值不是“如何做芯片”,而是“如何用技术改变世界”。它教会我们三个关键道理:
找到“真问题”比“追热点”更重要:英伟达30年没离开过“计算”这条主线,因为它知道——用户需要的不是“更快的芯片”,而是“更高效的计算”。
生态比技术更“长寿”:技术会被超越,但生态会形成“路径依赖”。与其追求“单项性能第一”,不如花时间构建“让用户离不开的系统”。
长期主义是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在这个“风口来了又走”的时代,只有坚持“做10年、20年都不会过时的事”,才能穿越周期。
最后,我想用黄仁勋在书里的一句话结尾:“计算的历史,就是一部‘让复杂变简单’的历史。我们很幸运,能参与其中。” 或许这就是“英伟达之道”的终极答案——真正的伟大,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世界因你而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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