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指控联发科“犯意引诱”陷阱取证，最高院驳回

健康生活 2025年07月27日 10:26 1 admin

作者：黄莺

2025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联发科 v 华为”案管辖权纠纷上诉的两份民事裁定书：（2025）最高法知民辖终22号（裁定书全文），（2025）最高法知民辖终23号（裁定书全文）。

两案涉及始于去年的华为与联发科之间有关4G/5G专利许可的全球诉讼。

华为在与联发科谈判无果的情况下，率先于2024年5月14日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联发科。

此后，联发科展开反击。并在2024年7月12日同时在深圳、郑州、杭州、北京、慕尼黑、英国发起了包括4G/5G专利侵权、反垄断、费率裁决在内的多起诉讼，并在一些案件中寻求禁令。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两起管辖权案件中，就是联发科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华为发起的两起涉及4G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指控。

涉案的两件4G SEP专利分别是：名为“OFDMA系统中用于载波聚合的ULHARQ反馈格式设定方法、用户设备及基站”的专利ZL201180001941.1（22号案）；名为“执行功率余量报告程序方法与媒体介入控制的控制单元”的专利ZL201110085382.9（23号案）。

联发科认为，其始终善意地秉承FRAND义务，与华为就涉案专利进行许可谈判，但因华为在许可谈判中存在明显过错，导致双方未能达成许可合同。

被告之一的河南某公司（销售商）对此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原告从河南某公司处购得被诉侵权产品之行为属于“犯意引诱”的陷阱取证行为，系人为制造管辖连结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涉嫌虚假诉讼。因此请求一审法院判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本案依法移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审理。

郑州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某1公司从河南某某公司处购买涉案产品，可以初步证明河南某某公司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形式上的可争辩性，满足审查被告适格性的形式关联性要求，河南某某公司在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作为本案被告适格。

因此，郑州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河南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

河南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

本案中，联发科为从河南某公司处购得被诉侵权产品，在河南某公司明确表明其所要求提供的手机型号没有存货的情况下，唆使河南某公司从他处调货，甚至以“加价”等方式引诱河南某公司从他处调配被诉侵权产品。联发科还多次反复确认并要求河南某某公司以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可见，联发科所主张的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之行为，系基于其“陷阱取证”而产生，故该证据应予以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后，从两方面进行了审理：一是河南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二是联发科在起诉时提供的在案证据能否初步证成河南省郑州市构成一可争辩的地域管辖连结点。

首先，最高院认为从提供的河南某公司的证据表明，其经营范围包括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等；且河南某公司实施了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以该公司名义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此外，结合在案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可知，联发科代理人购买的手机号较多，河南某公司仅存在对个别型号被诉侵权产品调货的问题，故仅根据所谓“调货”的事实尚不足以认定联发科通过“陷阱取证”的方式人为制造管辖连结点，也不足以证明其为规避管辖而人为增列被告的情形，在案证据可以初步证明河南某某公司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

其次，联发科主张华为系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河南某公司系被诉侵权产品销售者，并提供了初步证据。河南某公司住所地以及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均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故河南省郑州市是本案纠纷的管辖连结点之一。联发科将华为、河南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河南某某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以及本案应当移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双方四起管辖权裁定来看，均维持了对一审法院的判决，华为与联发科各自赢得了自己主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