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行动意见的六大行动深解

健康生活 2025年09月07日 14:17 1 admin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意见部署了6大重点行动，即“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人工智能+”消费提质、“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国家层面系统部署“人工智能+”行动，是将其作为驱动社会生产力“跃迁式”发展的核心引擎，旨在开启覆盖经济、社会、科技与治理全域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该行动纲领以六大核心行动为支柱，构建了从重塑科学发现范式、再造现代产业体系，到升级社会民生服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参与全球智能竞合的完整战略图景。深刻理解这六大行动的内在逻辑与战略意图，是把握新一轮发展主动权、迈向智能时代的关键所在。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将科技创新置于首位，其核心意图是推动科研范式本身的革命，即从传统的“假设驱动”向“人工智能驱动”的新范式转型，以期在源头创新上实现“非线性”加速。文件强调“加速‘从0到1’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对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焦点的前瞻判断。传统的科研模式依赖于科学家的经验和灵感提出假设，再通过实验验证，周期长、成本高、且容易陷入思维定势。人工智能，特别是科学大模型，能够通过学习海量的文献和实验数据，发现隐藏在复杂数据背后的规律，主动提出新的、甚至反直觉的研究假设，从而极大地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

地方政府在落实此项任务时，应避免将其简单理解为对高校院所的常规性科研经费支持，而应着力于构建新型的、智能化、开放共享的科研基础设施。具体涵盖三个层面：一是推动本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超算中心、同步辐射光源、生物样本库等）进行智能化升级，使其不仅是数据产出装置，更是具备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能力的“科研平台”；二是牵头或支持建设面向本地优势学科（如新材料、生物育种、药物研发）的高质量、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集，数据是驱动科学发现的新“石油”；三是鼓励和支持跨学科交叉融合，设立专项引导基金，促进人工智能科学家与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专家深度合作，组建“AI for Science”的新型研究团队。

此外，文件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提及，是一个极具深意的战略信号，体现了国家对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规范和认知变革等深层次问题的系统性关切。为地方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在各地都聚焦于硬科技突破时，有远见的地方可以抢先布局“人工智能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专注于AI伦理、AI治理、AI与未来就业、智能时代社会心理等领域的研究中心或智库。不仅能够为本地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软”保障和方向指引，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更能为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形成独特的思想高地和话语权优势，此举成本相对较低但战略价值极高。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此项任务的核心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全要素、全链条、全场景”深度融合，其战略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倍增器”，对传统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并催生全新的“智能原生”业态。文件将产业发展分为“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推进工业智能化”、“加快农业数智化”、“创新服务业新模式”四个层次，体现了“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的系统性思路。“智能原生”是全新的赛道，指的是那些其底层架构、商业逻辑完全基于人工智能而构建的企业，它们是未来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对工、农、服务业三大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则是稳固经济基本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智能化时，必须坚持“分业施-策、精准滴灌”的原则，避免“一刀切”和“大水漫灌”。对于工业，重点应放在推广应用“工业大模型”，打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的数据孤岛，实现“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可以遴选一批本地的“链主”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试点，打造“灯塔工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对于农业，关键在于利用人工智能解决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劳动力短缺的痛点，大力发展智能农机、精准种养、病虫害智能监测等，提高农业生产的精细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对于服务业，核心是推动其从劳动密集型的“互联网服务”向知识密集型的“智能驱动服务”演进，尤其是在金融、法律、咨询、设计等领域，大力推广应用各类专业智能体，提升服务附加值。

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是地方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关键，政府的角色应从“审批者”转变为“孵化者”和“催化剂”。此类企业往往具有技术密集、模式新颖、成长迅速的特点，但也面临着前期投入大、市场教育成本高、试错风险大的挑战。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项的“耐心资本”和“风险资本”，为智能原生企业提供长周期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为其提供丰富的“试验田”，通过政府采购、开放公共服务场景等方式，为其提供首购订单和应用场景，帮助其完成从技术到产品的“惊险一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给予其更大的创新空间，允许其在发展中规范，避免用旧的“尺子”去衡量新的“物种”。

“人工智能+”消费提质

此项任务的战略意图远不止于刺激消费，其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于通过创造全新的智能消费体验，来重塑供需关系，以需求侧的质变牵引供给侧的深刻变革。文件将消费提质分为“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和“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指明了两个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核心是“智能伴侣”和“智能助理”，即通过无处不在的智能体，为用户提供个性化、陪伴式、预测性的服务，满足其情感、认知和体验层面的高阶需求。产品消费的核心则是“万物智联”，通过AI手机、AI PC、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终端的协同联动，打造一个无缝、沉浸、主动响应的智能交互环境。

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标杆应用场景打造”上。“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并非传统的钢筋水泥，而是包括城市级的物联感知网络、统一的智能体接入与协同标准、可信的个人数据空间等在内的“新城建”。政府可以牵头规划建设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景区，在物理空间内，为各类智能服务和智能产品的落地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同时，应聚焦本地特色，打造一批可感可及的标杆应用场景。例如，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城市，可以开发全域旅游智能导览与服务助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可以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商业发达的城市，可以打造沉浸式、个性化的智能购物体验。

推动变革的关键在于激发供给侧的创新活力，政府需要扮演好“首席体验官”和“市场催化剂”的角色。传统的换机潮是由硬件的迭代驱动的，而未来的消费升级将由“智能体验”的代差驱动。当一个智能助理能真正帮助用户省时、省心、省钱时，其所带来的换代动力将是巨大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智能体”创意开发大赛、设立“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对提供颠覆性智能服务的企业给予首购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大胆创新。同时，要引导消费者认知升级，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科普，让民众了解并愿意尝试新的服务和产品，形成供给创新与消费升级之间的正向循环。

“人工智能+”民生福祉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民生福祉，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核心体现，其战略目标是利用智能技术破解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不均衡、供给不充分等难题，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高效、更具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文件从“工作”、“学习”、“生活”三个维度展开，勾勒了一幅人机协同、普惠共享的未来社会图景。在工作上，AI不仅是替代重复性劳动的工具，更是增强人类创造力、开辟新就业形态的伙伴。在学习上，AI有望实现千百年来的教育理想——“因材施教”的大规模普及。在生活上，AI则致力于提供更高水平的健康管理、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有温度的社会服务。

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工智能+民生”时，必须将“普惠”和“公平”作为首要原则，着力于填平数字鸿沟，让技术红利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教育领域，应大力推动“AI+双师课堂”等模式，将一线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智能化的方式，精准输送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提升区域教育的整体水平。在医疗领域，重点是利用AI辅助诊疗系统赋能基层医疗机构，提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断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在养老助残领域，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广智能监护设备、康复机器人、情感陪伴智能体等，提升对特殊群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同时，政府必须前瞻性地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和社会伦理挑战，做好“兜底”和“引导”工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就业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对受AI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岗位，提前规划和实施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再培训计划，帮助劳动者顺利转型。要大力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够创造新就业岗位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向，如创意设计、个性化教育、心理咨询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民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审查和监管，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要确保算法的公平、透明、可解释，防止数据滥用和算法歧视，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始终“向善”，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此项任务的战略核心在于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被动响应”向“数据驱动、主动预见”的根本性变革，目标是构建一个人机协同、多元共治、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文件从“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三个维度，系统性地阐述了人工智能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的关键作用。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提升城市运行的“智商”和服务的“情商”，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主动化服务。安全治理的关键是增强对各类风险的“感知力”和“处置力”，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生态治理的重点则是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洞察力”和“修复力”，建设美丽中国。

地方政府是推进治理智能化的主战场，其关键行动在于“数据融合共享”和“业务流程再造”。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高质量、多维度的数据。地方政府必须下决心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政务数据、物联感知数据、社会数据的融合共享，构建城市级的“数据资源池”和“算法模型库”。更重要的是，不能将人工智能简单地视为现有业务流程的辅助工具，而必须以AI的能力为前提，对现有的治理流程进行革命性的再造。例如，在城市管理中，可以从传统的“网格员巡查上报”模式，转变为“AI视觉自动发现、智能派单、闭环处置”的新模式，实现治理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应坚持“小切口、大作为”的原则，从民众感受最直接、治理最迫切的领域入手，打造一批标杆应用，以点带面。例如，可以率先在交通拥堵治理、垃圾分类监管、安全生产预警、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开展试点。通过试点项目，不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积累经验，更能培养一批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治理人才。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探索，在推进智能化治理的过程中，要建立开放的公众参与和反馈机制，持续评估AI应用的社会效果，不断优化算法和模型，确保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将全球合作单列一项，充分彰显了国家将人工智能置于全球大国博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宏大坐标系中进行谋划的战略视野。其核心意图有二：一是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构建中，主动设置议题，贡献中国方案，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将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开源开放、能力建设援助等方式，推动技术普惠共享，特别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弥合智能鸿沟，以此构建一个更广泛、更具韧性的“朋友圈”和开放合作生态。

地方政府在宏大战略中同样大有可为，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扮演好“地方节点”和“民间使者”的角色。具备较强产业和科研基础的地区，可以主动承办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国际会议、论坛和赛事，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来华交流合作。可以支持本地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参与或主导国际开源项目，在全球技术生态中建立影响力。可以围绕本地的优势产业，如智能制造、智慧医疗、跨境电商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方政府或产业园区建立“人工智能+”合作示范区，将中国的应用经验和解决方案向外输出。

更重要的是，地方应在“软联通”方面下功夫，积极参与和推动治理规则、技术标准、伦理规范等领域的国际对接。可以鼓励本地的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智库等，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时，也要主动了解和对标国际主流的AI治理和隐私保护规则，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通过务实的、多层次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更能为本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链接全球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本文作者：

钟新龙赛迪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