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芯片之战，美国会在自给自足的幻像中迷失？

百科大全 2025年08月22日 14:21 1 admin

2025年的今天，半导体已不再仅仅是驱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的微小引擎，它已成为定义21世纪全球力量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从尖端国防技术到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石，芯片的掌控权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未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形成了一个罕见的跨党派共识：必须重振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能力。然而，共识到此为止。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正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道路选择，其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科技供应链的未来。

一条道路以拜登政府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代表，试图通过巨额补贴和投资激励，吸引全球顶尖制造商在美国本土建立先进产能。另一条道路则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潜在政策议程中若隐若现，它鼓吹一种更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于通过关税壁垒和行政施压，强制性地将供应链“锁在”国内，并扶植本土的“国家冠军”。英特尔（Intel）这家曾经的行业巨擘，如今却步履维艰，恰好成为了检验这两种策略有效性与风险的完美样本。它的挣扎不仅揭示了产业政策的局限性，更对“美国国产”这一宏大叙事提出了严峻的拷问。

产业政策的理想与英特尔的残酷现实

《芯片法案》是美国数十年来最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实验，其核心目标是逆转半导体制造业持续向亚洲迁移的趋势。该法案承诺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希望在美国土地上再造一个完整的、从设计到封装的产业生态。作为美国本土最后一家同时涉足芯片设计与尖端制造的IDM（整合元件制造商），英特尔自然成为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超过80亿美元的直接拨款和上百亿美元的潜在贷款承诺加持下，英特尔启动了在美国多地的扩张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俄亥俄州的超级工厂。

然而，政策的慷慨并未能迅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奇迹。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俄亥俄工厂，原计划于今年投产，如今其运营时间表已被推迟至2030年代初，凸显了在这一高度复杂的行业中，资本并非万能。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英特尔自身。数十年的战略失误——错失移动革命、在人工智能芯片竞赛中被英伟达（Nvidia）远远甩开、制造工艺的迭代被台积电（TSMC）超越——使其积重难返。如今，公司债台高筑，现金流紧张，市值已跌出全球芯片公司前15名。

据行业估算，英特尔若想在未来几年内重返尖端芯片制造的第一梯队，所需的投资总额可能超过500亿美元，这远非《芯片法案》的补贴所能覆盖。即便政府孤注一掷地持续输血，也无法保证成功。有报道称，英特尔在最新的制造工艺上仍面临严峻的技术瓶颈。将国家的希望完全押注于这样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无异于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拜登政府的努力未能让英特尔脱胎换骨，而特朗普设想的激进疗法，则可能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副作用。

保护主义的诱惑与自我削弱的风险

特朗普的政策工具箱中，关税是其标志性武器。他已多次威胁要对包括芯片在内的各类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推高在美国本土进行科技产品制造的成本。对于一个依赖全球采购零部件的行业而言，这无异于自我扼制。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可能动用总统权力，施压英伟达、AMD等美国顶尖的芯片设计公司，要求它们将订单从台积电等海外代工厂转移至英特尔。

表面上看，这似乎能为英特尔带来宝贵的订单和喘息之机。但从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宏观视角看，这却是一步险棋。芯片制造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一种关键的“生产资料”，其价值在于支撑起美国整个科技生态的领先地位。英伟达之所以能在AI领域一骑绝尘，正是因为它能随时获取台积电最先进、最可靠的制造工艺。如果强迫它使用技术上相对落后、良率不稳定的英特尔生产线，结果只会是削弱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伤害的是美国在人工智能这场关键竞赛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强制性的内部循环，本质上是在整个美国科技行业内部征收了一笔“低效率税”。它或许能短暂地维系一家公司的生存，但代价却是牺牲整个国家最具创新活力的科技企业的锋芒。此外，半导体行业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和稳定预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动辄以关税和行政命令相威胁的政策环境，只会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阻碍而非鼓励企业进行长达数十年周期的巨额投资。

超越国界：无法回避的全球化铁律

无论是温和的补贴还是激进的保护主义，美国芯片战略的制定者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半导体行业是全球化分工与专业协作的极致体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

这条供应链的复杂性令人惊叹。其成功的基石，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做到了极致。最先进的芯片制造，离不开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独家供应的极紫外光刻机（EUV）；需要日本在光刻胶、高纯度化学品和精密制造设备等领域的深厚积累；更离不开台湾台积电数十年来专注于代工业务所积累的庞大知识体系和运营效率。

即便是台积电和三星（Samsung）这两家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在响应美国政府号召赴美建厂的过程中也面临重重阻碍。它们在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工厂项目，均因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复杂的审批流程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挑战而遭遇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误。这证明了领先的制造能力并不仅仅是机器设备的搬迁，更是一个包含了人才、文化和配套产业链的复杂生态系统，无法在短期内简单复制。

一个更务实的视角是，与其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完全国产化，不如构建一个以盟友为基础的、更具韧性的多元化供应链。美国应当认识到，盟国芯片产业的进步同样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贡献。三星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本土量产2na制程芯片；在日本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新兴的芯片企业Rapidus也在2nm芯片的研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底蕴深厚，拥有卓越的工程师文化，它们在本土复制成功的经验，或许比在美国从零开始更具效率。到本世纪末，即便美国本土的芯片产能大幅提升，全球最高端的芯片制造能力可能仍有相当大部分位于东亚的盟友国家。

因此，一项真正着眼于未来的美国芯片政策，应当是开放和协作的，而非封闭和排他的。它应该聚焦于简化监管和审批流程，为赴美建厂的企业扫清障碍；它应该大力投资于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下一代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它应该欢迎而非限制来自全球的人才、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最重要的是，这项政策需要两党的长期共识，以确保其连贯性和稳定性，为这个需要“百年树人”的行业提供一个可预测的未来。

经济民族主义者所描绘的“美国制造一切”的蓝图，在一个为全球化时代构建的产业中，注定只是一种幻想。试图逆转数十年形成的全球分工格局，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很可能徒劳无功。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能否关起门来再造一个英特尔的辉煌，而在于能否以更开放和务实的心态，领导并巩固一个由可信赖盟友共同组成的全球技术联盟。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赛中，美国需要的不是高墙，而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