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演进路径：从产业驱动向源头创新迈进

深圳凭借独特的创新基因和生态优势，正在实现产业需求和科学源头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其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和市场敏感度，能够快速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吸引国内外顶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入驻。这种双向互动、相互促进的创新模式，会在智能时代激起新的创新火花

文 | 《财经智库》研究员 袁雪

编辑｜张燕冬

从基础研究启动，依次流经应用研究、小试中试、产品化、商品化，最终抵达产业化，是一条科学理论到实践落地的成果转化全链条路径。这条道路需要深厚的历史积淀作为支撑：百年名校的学术底蕴、权威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等，缺一不可。

这并非唯一的道路。从需求识别出发，直接指向产业化、应用研究、商品化。这种打破基础研究主导常规顺序的创新，体现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挖掘潜在需求、快速响应市场的灵活策略，是创新从技术推动到需求拉动的思维转变具象。

1979年时的深圳，作为一个从农渔社会起步的新兴城市，走上的就是这样一条产业驱动创新之路。这一模式也造就了深圳独特的创新生态特征：快速迭代的创新节奏、务实导向的创新理念、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进入智能时代，创新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发展路径也更加多元。创新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发展，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交互变得愈加频繁；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指数级发展，让科学发现与市场需求的融合变得前所未有的迅速。正如三五年前具身智能还更多出现在学术圈和论文中，随着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产业界的宠儿。近期英伟达CEO（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访华时就预测，机器人就是AI的下一个风口。

深圳凭借独特的创新基因和生态优势，正在实现产业需求和科学源头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其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和市场敏感度，能够快速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深圳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吸引国内外顶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入驻。这种双向互动、相互促进的创新模式，会在智能时代激起新的创新火花。

企业是创新的绝对主力军

2024年11月公布的数据让深圳再次刷新创新投入的纪录：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236.6亿元，同比增长18.9%，连续九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强劲势头。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6.46%，这一数字足以让全球任何一座创新城市为之侧目。

深圳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地位依然稳固：全市国内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七年雄踞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问鼎全国冠军。在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百强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五年稳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东京—横滨集群。

真正让深圳在全国创新舞台上独树一帜的，是其以企业为绝对主体的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由“六个90%”构成：90%以上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企业。2024年出炉的数据进一步印证这一特色。

位居全国研发强度首位的北京市，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6.73%，略高于深圳，差异在于创新主体的构成：在汇聚了众多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北京，企业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46.6%。

这一对比清晰地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创新路径：北京依托深厚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资源，走的是“产学研”融合的创新道路；而深圳则是企业唱主角，市场化驱动的创新模式。

在当下国家日益强调“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大背景下，这一特色显得尤为珍贵，但实际上这早已成为深圳科技创新的固有基因。早在2005年，深圳就已经实现了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90%研发人员都在企业，90%研发经费来自企业，90%专利是由企业申请，并在次年的政府文件中正式提出。

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长周路明2019年发表了一篇引发热烈讨论的文章，提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深圳创新模式的形成，离不开这座城市独特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在一片白纸上描绘发展蓝图，凭借毗邻香港的独特地理优势和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红利，以“三来一补”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那个年代的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主，拼的是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技术创新意识几乎为零。但是，这段看似“低层次”的发展经历，让深圳率先接触并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同时培育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为后续科技创新的萌芽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深圳需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率先在这里生根发芽。这套灵活高效的市场机制，日后成为深圳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

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这一年，深圳颁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首次允许科技人员“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组建民营科技企业。这一破冰之举不仅在全国开创了先河，更是为深圳企业界注入了浓厚的科技基因。制度创新的威力立竿见影。规定出台仅仅三个月，就有48家企业申报注册，其中21个企业创始人来自特区之外，遍布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大城市。这些怀着科技创业梦想而来的人们，成为第一批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奠定深圳高科技产业底色的拓荒者。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深圳就已经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1995年明确“二次创业”就是要以争创新优势、提高整体素质为根本措施。

当时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荔枝博览会变成了高交会。其背景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深圳意识到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深圳果断进行“腾笼换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在这个转型期，深圳的产业创新主要表现为追随型创新，核心理念是“你有我也有，我做得更快更好”，典型代表就是“华强北文化”——所有高科技创新要素都高度集中到一个时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发酵、碰撞、融合。所有的创新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变为现实。

这个阶段的原创性创意主要来自国外，但深圳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超强的执行能力，能够迅速跟进、优化，甚至实现超越，从而快速占据大规模市场。硬件领域的华为和软件领域的腾讯，就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门槛的提升，深圳出现了大量来自产业界的科技研发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深刻认识到，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率先建立了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研发中心，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前沿技术研究和产品创新；众多中小企业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浪潮，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逐渐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局面。

从政府的角度，当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作为政策主要落脚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持续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内生动力。在制度设计上，深圳充分保证了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核心作用。全市技术攻关项目的评审专家构成中，确保企业代表比例不低于50%，让真正懂市场、懂技术、懂产业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关键决策，避免“闭门造车”。

深圳还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赋予企业自主确定技术路线、全流程管理项目的权限，政府则专注于提供配套服务和政策保障。目前，全市52家企业承担了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147个，充分彰显了企业在深圳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

新型研发机构：补上产业创新短板

企业在“听得见炮火”的市场前沿拼杀，敏锐感知到市场的需求，后方必须有一支队伍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供给，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这也正是深圳在过去30多年着力布局的新型研发机构。

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二次创业”对产业提出科技升级要求的同时，深圳就意识到为企业补“技术短板”的重要性。1996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共建国内首个新型研发机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服务于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于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

十年后，在清华深圳研究院10周年的庆典上，中国科学院的樊建平惊叹于研究院超强的孵化能力。此时的他，正在思考深圳另一个标杆型产业研究院的定位、使命与愿景。

这一年，深圳抓住中科院进行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快、产业创新多、科技需求旺盛的沿海地区布局的机会，收获了首个国家级科研机构——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2006年2月，先进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建立，樊建平任首任院长。

与大多数中科院系统内研究院仅凭名称就可以看出从事领域不同，先进院的名字显示，其瞄准的是国际上最前沿的先进技术、多学科交叉。

走进先进院的大厅，电子大屏上一系列衡量科技成果效率的关键指标正在实时更新：在过去五年，平均每天产出专利4.7件，转让许可专利1.3件，签订协议1份，达成合同额124万元，到账金额85万元；累计申请的专利是1.72万件，授权专利是7039件，PCT3506件，平均转化率达27.5%。

根据最后可查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中显示，2022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但其中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这个明显高出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平均水平的转化率背后，是先进院积极拥抱产业、主动服务产业需求的一贯理念。

根据樊建平的回忆，在筹建过程中他考察了中国台湾的工研院、以工研院为学习模板的香港产业技术研究院，还跑了华为、迈瑞、航盛等十多家深圳企业。“我们要听企业的要求，企业希望我们是什么样，我们就（依此）建一个先进院。”樊建平讲到。

樊建平忙着调研企业需求的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委派的副院长徐扬生则着重于把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制度作为先进院的制度规范参照，来自香港中文的五位教授则结合国际上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先进院把握学术方向和吸引国际人才。

两位领头人的工作反映了先进院方向设置的重心：一方面强调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牵引，一方面强调面向重大前沿技术的探索。在此理念下，先进院建院时确立了服务机器人、低成本健康与可穿戴技术、高端医学影像、大数据与云计算、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生物医药等研究领域，至今形成集成所、医工所、数字所、医药所、脑所、合成所、材料所、碳中和所、科学仪器研究所九个研究所、十个学科方向的布局。

以技术入股上海联影是经常被津津乐道的一个成果转化成功案例。2015年，中国首台3.0T磁共振设备、PET-CT设备等21款联影产品全线推出，综合性能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售价大幅降低——打破了国际品牌在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领域的垄断。联影在创业初期借用先进院场地办公，在起步阶段就与先进院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联合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场磁共振技术研究，中国首台超导3T磁共振成像设备也是双方共同研发，并获得2020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先进院以技术入股联影，占比1%，在联影上市之前退出获利4亿多元。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先进院逐渐形成三种服务企业的成熟模式。对于华为、华润、中海油等大型龙头企业，聚焦其难以自主攻克的“卡脖子”技术或新赛道布局需求，提供原理研究与技术突破支持。比如为华为解决芯片封装材料国产化替代问题，相关材料已进入其采购清单；与招商局合作开展二氧化碳转化技术研发助力绿色制造新产业。企业提出明确需求并投入经费，先进院组建专项团队攻关，成果直接服务于企业产业链升级。

对于年营收5亿元到10亿元、缺乏独立研发能力的中型企业，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提供服务。企业每年投入500万元委托先进院设立实验室，针对具体技术难题开展定制化研发，先进院负责组建团队、购置设备并按阶段交付成果，为企业减轻研发成本负担。目前先进院已建立260个此类联合实验室。

对于基于先进院原创技术、聚焦合成生物和医疗器械等前沿领域的初创团队，通过孵化载体提供实验场地、高端设备共享、技术指导及融资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先进院筛选全球优质项目入驻，配备科学家智库解决技术难题，帮助企业在一年内完成技术验证并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先进院以技术入股，企业成熟后独立发展，通过股权退出实现收益反哺科研。

目前先进院已累计孵化企业2213家，持股企业386家。深圳机器人军团的主力军优必选、越疆等都是由先进院孵化出来。

为上述一系列产业创新打下坚实基础的，是制度创新。首先在决策机制上，先进院参考了全球应用科学研究机构的标杆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和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决策采用理事会制度，相对于科研机构通行以事业管理模式为主，先进院表明了要以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权力为导向，打破行政管理层级限制，追求效率效益最大化。

在内部管理和考核方面，先进院实行单位企业化运作，绩效考核和晋升由全员参与混评，专家和领导一人一票，每年保持5%的末位淘汰率；确立人才是科技创新最重要资源的规律，所有资源配置都是为人的创新活动服务。

除了先进院，深圳还有众多开创先河的创新性产业研究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构造起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累计孵化服务芯海科技、拓邦股份等3000多家企业、30多家上市公司，平均下来一年孵化出一家上市公司；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在全国首创“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楼上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楼下构造产业孵化空间，创造性地让“穿白大褂的”和“穿西装的”在一栋楼里，集聚培育了倍生生物、百葵锐等一批合成生物企业。

曾经的深圳，作为没有任何科研基础的“科研荒漠”，只能走一条产业驱动创新的道路。深入市场的心脏，识别那里的需求，用应用研究高效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先进院、虚拟大学园、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内的众多应用技术研究机构，伴随深圳走过从大约1990年初到2010年初的20年间以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再次跃进。

放眼未来增长布局基础科学

来到智能时代，深圳出现了一批走在技术前沿，甚至已经走进技术无人区的企业：大疆、影石创新成为了“定义一类产品”的先驱、华为走到6G技术，比亚迪要想让电池的性能再提高一点点，前方已经没有身影可以追赶。

2017年深圳展现了对科学的宏图目标：当年的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要规划建设国家级综合性科学、技术中心。这是深圳首次提出这一目标，也是深圳聚集全球创新资源、服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为此，深圳提出了“十大行动计划”，包括：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大基础研究机构、十大诺贝尔科学家实验室、十大重大科技产业专项、十大海外创新中心、十大制造业创新中心、十大未来产业集聚区、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十大“双创”示范基地、十大人才工程。

2019年4月，深圳市主要领导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透露，从2018年起，深圳每年安排不少于30%的财政科技专项经费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2020年，深圳将30%的规定上升到了立法层面，这意味着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投入有了法律依据，将为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供法治保障——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通过立法形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进行规定。

如今，深圳拥有鹏城实验室作为全国性实验室领航，2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筑基，4家广东省实验室、396家深圳市实验室梯次接续。大科学装置密集落地，十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初步成型，鹏城实验室石壁龙园区以及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材料基因组等大科学设施建成投用；“鹏城云脑Ⅲ”加快建设，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点亮，推进超算、智算协同发展。

深圳市科创局特别强调，深圳所部署的大科学装置与国家战略级的科学装置仍然有所区别，在基础科学上的布局更偏向应用，可能影响到产业未来的发展。

IT（信息技术）和BT（生物科技）是深圳锚定的两大未来方向，相比于中国电子信息第一城的地位，深圳的生物医药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产业规模去年才突破500亿级，相比起来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苏州生物园区等地的生物医药规模已达千亿元。2018年成立深圳湾实验室，这家聚焦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机构，旨在以基础研究为支点，协同深圳产业生态，推动城市在生物医药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深圳湾实验室永久园区规划75万平方米，投资85亿元，预计2029年全面建成。园区将与深圳医学科学院实现物理衔接，前者聚焦基础研究与早期转化，后者衔接临床与市场，构建“基础—临床—产业”闭环。

从2020年开始进行系统性工作的深圳湾实验室，当下聚焦的主要是在基础研究上锚定前沿的“源头供给”，其基础首先是人才。

深圳湾实验室的100多个PI团队中，90%以上来自海外，全职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陈宙峰团队关于瘙痒机理的研究，至今仍是该领域全球最前沿的基础发现；周耀旗团队在RNA结构预测领域的突破，已催生实体公司推进产业化。这些团队围绕重大疾病，肿瘤、神经、传染病、罕见病、慢性疾病五个疾病研究方向，与IT+BT，暗物质、化学生物学等五个技术方面，形成一个重要方向和技术条件的“5+5”的矩阵。

这里的基础研究以“自由探索+联合攻关”双轨推进：PI可凭启动经费开展自主研究，同时实验室组织跨学科团队攻克共性难题。“我们不追求论文数量，更看重同行认可。”实验室科研部负责人介绍。2024年，实验室获得国家级竞争性经费1.5亿元，累计达5亿元。

“人才来了就是‘无忧体系’。”转化部负责人介绍，科研人员专注研究即可，行政、转化等事务由专门团队对接。这种机制得以吸引海外顶尖人才全职加盟，通过学术会议、联合培养等方式，实验室正构建全球创新网络，链接前沿技术理念，反哺深圳产业。

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转化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作为一个还非常年轻的机构，深圳湾实验室已经在设计转化机制，转化创新中心由在跨国药企、大学中都有深耕经验的贺耘担任主任。

团队正与阜外医院合作推进心血管药物研发。这个始于基础机理发现的项目，经过三年联合攻关，已完成动物实验，即将成立公司进入下一阶段。“把早期的创新发现，尤其是有价值、有望进一步开发成产品的发现，再推一步，推到企业，或者风险投资机构，缩短从发现到产品开发的时间。”贺耘如此解释抓转化中心的主要思路。

实验室构建的“概念验证中心—技术平台—孵化平台”体系，成为转化的核心支撑。作为广东省首家创新药概念验证中心，每年15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验证基础研究的成药性；十余个技术平台涵盖从药物设计到评价的全流程，对外提供标准化服务；万有引力孵化平台则为初创企业对接资本、法务等资源。

2023年深圳引入领域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对其给予引领端到端创新的期待。在全市层面，实验室管理的“深医专项”基金规模达5亿元，覆盖深圳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支持。与坪山区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联动，为超1000家入驻企业输出技术，解决研发共性难题，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实验室以国际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开放式平台，深圳当地企业直接在网上预约就可以使用这些设备，这对于初创企业节省早期研发成本至关重要，也成为对本地生物医药产业支撑的标准之一。

当生物医药行业面临集采压力、融资寒冬，但深圳湾实验室的选择是“聚焦早期”：做企业不愿碰的基础研究，啃转化中的“硬骨头”。“旧金山有斯坦福+硅谷，波士顿有哈佛+药企，深圳要靠‘基础研究+产业生态’。”贺耘表示。

发展高等教育夯实产业厚度

在1983年深圳大学建立以后的十几年间，深圳都只有这么一所大学。这对一个以创新为名片的城市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该包括：可进入的市场、创新型企业、人力资本、融资及企业资金来源，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园区）、教育和培训、重点大学的催化作用、文化支持等等。大学是创新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主要作用和功能是为创新生态提供人才和知识，是保证创新的人才流和技术流的源泉。大学决定着一个城市产业基因的厚度，也会因其溢出效应而成为新兴产业的摇篮。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杭州六小龙”中的三个创业者都毕业于浙江大学。

为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提升城市人口素质和文化品位，推动高等教育的建设一直是深圳孜孜所求。早期难以获得教育部建校审批，深圳以合作办学的灵活形式，直接吸引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所国内顶级名校。2002年西丽大学城启动建设——这里符合人们对于高校的想象，背靠塘朗山，不远处就是西丽湖，绿色遍染令人立刻静下心来，但同时又距离深圳的高科技中心南山区高新区只有10公里车程。

2003年9月，三所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正式入住。这里奉行着“无界”的理念，一为与社会的无界，进入西丽大学城无需预约；二为学校之间的无界，学校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设备共享。

2010年以后，深圳没有本地名牌大学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2011年2月，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科大”）正式开学；2015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是深圳与著名高校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2016年深圳提出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即《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划中的几个核心目标，20所左右的高校、三所到五所综合排名全国前50、全日制在校生25万，在2025年已基本实现。深圳以几乎一年一所高校的速度，跨越式地进行高等教育方面的“补课”。

目前深圳共有17所高等院校，包括深圳大学、南科大等8所本科院校，深圳城市职业学院等7所专科院校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中外合办院校，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近两年由专升本。8所高校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6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44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

深圳目前共有在校学生19.9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据智联招聘数据，过去十年，深圳是高校大学生毕业留存率最高的城市之一，2024年高校毕业生留存率达73.2%。

从高校经济学教授到深圳市副市长，如今重回研究领域的唐杰对于德国院校与专利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发现在综合性大学、工科大学、百年老牌大学和过去20年新兴起的研究型大学中，研究型大学对专利数量的贡献最大。“研究型就是深圳建设的重点，一般就在十个学院之内，争取跨学科，同时强调新兴技术。”唐杰介绍道。

在教育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八所名单上，深圳两所大学入列。作为深圳本土首所“双一流”高校的南科大，聚集了全市超半数全职院士（48人），深耕量子科学、新材料等前沿领域，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南科大排名第35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15位；首创“631”招生模式被全国借鉴，构建拔尖人才培养体系；2024年本科生深造率超80%，70%毕业生留大湾区，为深圳输送大批科研精英与产业人才。

另一所新型研究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于2024年获批，在教学理念上进一步创新，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学院、研究院、书院）育人才”为办学特色，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为出发点，首批建设了生命健康学院、合成生物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药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七个学科交叉的专业学院。“过去的产业聚集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未来以创新为核心，产业的中心就应该是科学城，大学、研究机构、研究设施和产业比邻而居，就像硅谷和波士顿地区。”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对《财经智库》表示。

深圳建设大学的脚步仍在继续，2025年3月，深圳又发布了推进第三轮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计划，涉及深圳海洋大学（一期）、深圳音乐学院、南科大医学院、南科大半导体学院等八所院校。

“一个顶级人才就是一支队伍”

大学筑底人才基础，深圳在不遗余力地从世界各地吸引高端人才——一个顶尖人才的引进，往往意味着一支队伍，甚至一个产业。

“大疆教父”、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人物李泽湘自1999年在深圳创办固高科技开始，开创“导师+学生”的天使投资模式，将有意创业的学生们迅速带入产业圈子，指导、孵化出大疆创新、云鲸智能、海柔创新、希迪智驾，堪称深圳机器人的黄埔军校。

2020年，为引进人工智能顶尖专家、微软亚洲研究院前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深圳为其量身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IDEA研究院。在沈向洋的建议下，深圳2023年就在中国城市中最早谋划布局低空经济，在这一未来重要战略产业的城市竞争中占得先机。

深圳深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道理，在人才引进上奉行“不唯地域、不问出身、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引才用才策略。至2025年全市高层次人才数量达2.62万，人才总量超700万，连续两年被评为最吸引“95后”城市，这背后是深圳精准化、多元化的人才政策体系。

深圳在人才引进时，展现出“不问出身”的开阔胸襟，明确不将职称、学历、头衔、奖项等作为限制性评价依据。这意味着只要有真才实学、有创新潜能，无论其背景如何，都有机会在深圳获得支持。深圳通过资格认定、自主评价、专家举荐、个人自荐、定向配额、竞赛选拔等多种方式，灵活遴选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2008年9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发布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2010年深圳进一步推出“孔雀计划”，提出每年投入3亿-5亿元资金，打造国际人才宜聚城市。孔雀计划有着明确的产业目标导向，以培养新能源、互联网、生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成体系、成建制地引进一批掌握前沿技术、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为了确保引进的人才与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深圳发布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与空天等十个重点产业高端紧缺岗位清单。这种“按需引才”的模式，有效避免了人才与产业的错配，确保了人才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创新生产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推出了面向全球的高层次人才举荐制、直认制。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只要在深圳工作，就可以直接认定为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并享受相应的政策保障。这种“不求所有”的灵活机制，极大地降低了人才来深发展的门槛，提升了深圳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良禽择木而栖”，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为此，深圳构建了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并提供一揽子“政策包”，涵盖事业平台、科研经费、团队支持、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

在事业发展上，深圳赋予人才用人权、用财权、用物权、技术路线决定权等多项权利，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自主权和创造性。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才的创新活力，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科研和创新中。

在生活保障方面，新引进人才可以享受“秒批”改革，落户“一网通办”，极大地提升了人才落户的便捷性。依托“鹏城优才卡”，深圳构建了全周期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致力于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通过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和“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多层次住房和办公空间保障体系，深圳确保了有志在深圳发展的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

通过实施人才团队项目，深圳已累计支持高精尖团队超过300个，孕育出光峰科技、英诺激光、云天励飞等12家上市公司，并产生了中国首台国产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创新成果。这些成功案例，无疑是对深圳人才政策实效性的最好证明。

人才集聚起来，还需要创新创业的土壤。“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配置已经基本成型。

深圳构建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成立百亿级天使母基金和20亿元规模科技创新种子基金，鼓励引导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深创投近三年来累计投资项目超700个，90%以上资金投向前沿硬科技领域，培育了大量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上市公司。此外，深圳还创新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设立科技小微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推出研发费用、专利侵权损失等科技保险产品，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资本市场的积极推动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撑，深圳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债券和科创票据发行规模不断扩大。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深圳激励创新的生命线战略，旨在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创造和申请知识产权，为创新投入保驾护航。2019年，这一持续多年的工作获得标志性成果，衡量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的五项核心指标排名深圳全国第一，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首次超越北京。

让“最聪明的人”能够在科学发明、科技突破中自由探索的创新仍在继续。近日，深圳为科研人员划定了清晰的“容错”边界，《深圳市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正式发布，其中明确了三项基本原则、五项勤勉尽责条件、九种免责情形及调查认定程序。对前瞻性颠覆性未来性高风险技术的投入——这一必须又蕴含极大风险的科创行为，在履行相关勤勉尽责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可以免除相关责任。由此，深圳长期培育的“鼓励创新、支持担当、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有了制度保障。

深圳的科技创新从无到有，一路探索一路建设，为科技创新架设完备的必要条件，并给予其自由生长的空间和土壤，洒下及时的雨露，只等它再长出未来的产业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