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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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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阿里最年轻的业务高管之一,也是饿了么背后即时物流体系的核心操盘手,在35岁那年,他坐上了饿了么CEO的位置,年薪千万、掌控大权,被视为一匹妥妥的“互联网黑马”。
但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青年才俊”,最终会因贪腐问题被警方当场带走。
2025年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这起备受关注的商业贿赂案件,涉及金额超4000万元,藏匿地点居然是多个普通出租屋,里面堆满了现金和金条。
一起互联网大厂高管贪腐案背后,牵出了怎样的利益链?一个手握高薪的高层,为什么还要冒险铤而走险?
2025年6月的某个工作日上午,饿了么总部正在召开一场例行的高管会议,会议室里灯光明亮,韩鎏正带着团队讨论业务的下一步规划。
作为即时零售业务的前线指挥官,他讲话始终占据主导,不时提及“降本增效”“补贴优化”这些关键词,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外卖行业中寻找突围之路。
但是会议还未结束,几名身穿便装的公安人员出现在现场,直奔会议桌前,在表明身份后,警方出示了相关文件,现场要求韩鎏配合调查。
原本在投影仪前神采飞扬的人,脸色瞬间灰白,语速停顿,整个人瘫坐在办公椅中,再无任何抵抗,这一幕,在场的管理人员谁也没料到。
其实公司高层其实早已留意到异常信号,早在几个月前,内部风控部门在审计部分物流项目数据时,发现某些供应商在评分规则、补贴分配中存在非正常波动。
进一步深挖后,矛头很快指向了时任即时物流中心负责人的韩鎏,彼时,他虽已不再担任饿了么CEO职务,但依然掌握着与物流体系高度关联的权力节点。
随后,公司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几周之后,警方锁定证据链,对相关嫌疑人展开收网行动。
这起案件在2025年7月24日被正式通报,韩鎏与另外两名公司高管涉嫌职务受贿,另有四名供应商因行贿被一并刑拘。
根据警方披露,自2023年7月起,韩鎏利用其在饿了么平台内部的高管身份,掌握供应商的准入、清退、考核评分、补贴发放等核心权力。
他与另外两名同事形成“利益团体”,通过人为干预数据或规则,为多家供应商获取平台配送资源资格提供便利。
受贿的资金被韩鎏等人有组织地分散存放,不同于一般想象中的银行账户操作,他们租下了多套位于城市边缘的普通出租屋,用作藏钱的“金库”。
警方在现场查获的大量现金和金条堆放整齐,有的甚至使用了保险柜、防潮袋进行密封保存。
按照警方披露的数据,三人两年间共计收受款物超4000万元,韩鎏个人所获份额最高,约占2500万元。
1988年出生的韩鎏,毕业于天津大学,职业生涯从京东开始,后在阿里系内部快速晋升,长期负责物流与配送业务,是实打实的“技术型高管”。
2024年3月,年仅36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饿了么CEO,是当时集团中最年轻的核心业务负责人。
但不到一年时间,他被悄然“转岗”,由董事长吴泽明兼任CEO,韩仅负责即时物流业务,这一岗位变动在当时未引发太多猜疑,但现在回头看,很可能是公司已经对其产生戒心。
这起事件也对饿了么乃至母公司阿里造成了巨大冲击,消息公布后,阿里股价下跌近3%,市值蒸发约80亿美元。
与此同时,饿了么市场份额在短时间内下滑5%,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本该是公司核心干将的高管,选择了用权力变现、与贪腐为伍。
一套以“权力换利益”的灰色机制,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渗透进了整个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根据警方调查结果显示,自2023年7月以来,韩鎏及其同伙通过手中掌握的业务权限,反复操作供应商的“准入门槛”和“考核评价”。
某些原本因服务不达标、超时率高等原因即将被平台清退的物流承包商,却通过一次“业务请吃”或一份“现金感谢”神奇地“转危为安”。
而一些新入局的供应商,只要背后“交够诚意”,也能迅速拿到大城市核心配送区域的运营资格。
在部分案例中,韩鎏甚至提出要按供应商年度利润进行“分成”,一些供应商被要求每年将20%至30%的利润,按“咨询费”“顾问合作”等名目,转入由韩掌控的境外空壳公司。
物流供应商的角色在外卖平台中本应是承上启下的枢纽,他们负责完成平台与商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在这种权力被私用、规则被滥改的环境下,配送业务逐渐失衡,部分中小承包商因“无门路”被排挤出局,资源开始向少数“关系户”集中。
尤其在极端天气、节假日等平台推出大额补贴时,韩鎏会将高达七成的补贴资金,定向发放给“合作密切”的几家供应商,而这部分补贴,再次通过各种包装形式返还给他本人。
据警方统计,仅这一项操作,就让其在不到两年时间内额外套现500万元。
近两年来,唯品会、字节跳动、B站等多个互联网企业,也先后爆出高管收受贿赂、干预资源分配等问题。
许多互联网企业都曾以“高效”“年轻”“开放”自居,管理结构普遍扁平化,组织层级精简,但在核心业务上,却往往存在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
尤其是在业务与营收高度挂钩的岗位,如物流、采购、招商等,少数高管可以同时掌握准入、考评、资源分配和资金补贴等多个关键权限。
像韩鎏这种“全链条管控”的职位,一旦起了贪念,便容易将平台资源变为私人牟利的工具。
实际上,许多企业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以阿里为例,早在2010年就设立了专门的廉政反腐部门,由集团CPO直接领导,拥有相对独立的调查权限。
饿了么能主动发现问题并报警,正是因为内部风控机制未完全失灵,但同时也说明,高管腐败事件的发生,往往并非突然暴露,而是隐藏已久,长期无人监管。
2017年,京东主导成立了“互联网行业反腐黑名单”机制,任何因贪腐被开除的员工将被列入共享名单,其他企业在录用时可查询背景。
此外,华为等企业则提出“高管腐败,重罚优先”的原则,明确规定中高层一旦因职务便利损害公司利益,其处理标准远高于普通员工,追责范围也更为广泛。
要真正遏制内部腐败,靠制度架构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形成透明的流程机制和文化氛围。
比如在业务审批、资金拨付、供应商准入等环节,必须实现多层级复核、过程可追溯、数据可回溯,权力的每一次使用,都应有痕迹可查,有依据可循,而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黑箱”。
饿了么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震动,除了因为韩鎏职位太高、金额太大,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光环想象”。
从韩鎏事件开始,饿了么已经着手进行内部整改,并对补贴分配、供应商管理等核心制度进行重构。
但修复信任远比重建制度更难,公众与投资人的信心,一旦受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修复。
互联网大厂要想在竞争中突围,除了在技术、服务、产品上比拼,也必须在公司治理和反腐能力上立下“硬标准”。
不再依赖单个人的影响力,而是靠一整套公平、透明、可审计的流程说话。
新民周刊2025-07-26 《两年敛财四千万!前高管贪腐丑闻暴露饿了么治理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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